台灣科技業為何人人都有英文名字？

爭取客戶認同？與洋老闆拉近距離？深層弱勢被動心態不易言說

台灣的製造業有個怪現象，9成5以上的人，不管你是三重出身的、南京東路出身的、還是近來的科技新貴，人不分男女，地不分台北還是新竹，都會取一個英文名字。Robert、Gary 、Terry、David、Raymond、Stanley、Rosemary、Stella等等，這是一項傳統，也就是沒人會限制你用中文本名，但是整體的企業文化就是讓人很自然的選用一個英文名字。比較熟悉的英文名字就那幾個，於是有時候與老外開比較大型的會，一叫David就有2、3個人抬頭起來。

但是很奇怪，我看一波波新的工程師進來，英文都還不會講，卻也大多數已取好英文名字。這5、6年來全世界到處跑，接觸好多國家的工程師，韓國的工程師很少用英文名字的，大約2成吧！大陸的工程師也不多，也是1、2成吧！日本的工程師更少了，不到1％，歐洲的工程師、採購人員更是絕無僅有。為什麼獨獨台灣製造業的工程師9成以上會用英文名字呢？香港大概也是9成以上吧！我想這個現象有其深一層的文化意義與情結。

文化的矛盾與衝擊－你有一個自己都唸不準的英文名字嗎？

紐約長春藤名校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的名教授，以東方研究（其實是伊斯蘭研究）名聞全球的學者Edward Said愛德華薩依德，在其生前名著「Out of place」（中文譯名為「鄉關何處」）提到做為一個西方世界（從英國到美國）的伊斯蘭移民的矛盾與衝突，提到這種刻骨銘心的矛盾與衝擊從他的英文名字開始。稍識英文的人都知道薩依德的姓"Said"，在英文中其實是"說"Say的過去式，是英文世界中很荒謬的一個姓，一看就知道是外國人，其唸法不是字面的塞德，是薩依德就已經夠怪了，而偏偏其名愛德華Edward卻是道道地地的英文名字。從小不知被多少同輩小孩揶揄過，薩依德有一個敏感的心靈，終其一生不能忘掉這個父母給予的矛盾。

我於60年代放洋留學，也不知是誰教的，捨中文英譯名字不用，自己取了David的英文名字，蘇當然就是Su了。初不以為意，豈料到了美國、當起助教教起微積分，第一次上課點名，各種奇形怪狀的名跟姓，真真把我給難倒了！我索性一個個字母用唸的，全班嘩然，我也很尷尬。好不容易看到一個學生也叫David，非常快樂，就叫"David"，但竟沒人回答，我叫了幾次，最後很不以為然的D.A.V.I.D唸出來，沒想到有個黑人學生就答有了！結果全班都笑倒了，因為他們聽我的"David"以為是"Debbie"。

為此，我請教前輩，他說"David"這個英文名字的發音學問太大了? A"a"是短促的音，v很易和b混淆，大部份東方人都說不好這個字母，"i"是短促的"I"，很容易說成長音，教我練習了多次，他都搖頭。我認識到此事的嚴重性，所有的文件都已用"David"不能再更改了，但連自己的名字都說不準如何混下去！果不其然，30年來，我好多次與老外見面認識，或電話中介紹自己的名字，都會感到對方有一分錯愕，那份神情大概就是明明是個男人，怎麼會取個"Debbie"這樣的女生名字呢？

Sony、Samsung、Nokia總裁都沒有英文名字
台灣業者服務客戶　從取一個英文名字做起

明明自己的英文名字都叫不準，為何一輩子扛著它呢？我不知道其他產業這個現象普不普遍，但製造業絕對是很普遍的，不信你看Stan是施振榮、Barry是林百里、Terry是郭台銘、Raymond是宋恭源。可是Sony的社長絕對用其日文名字，韓國三星社長、Nokia的總裁、印度Tar Tar集團的總裁，我敢打賭一定是用其本國名字的英譯，為什麼呢？

一個可能的邏輯是方便客戶，拉近感情以做好生意、做大生意，這是可能的，是一種「客戶導向」的思維。想想看，我們做的是什麼生意？有了就是上百億，沒有就是零。於是乎從接機、派車、住宿、開會、晚宴、第二攤，總要客戶舒舒服服的，總要溝通無障礙的。如果做了那麼多安排，連名字都記不起來，不就一切都泡湯了嗎？於是乎，想辦法讓客戶認識你，減少他認識你的任何障礙，用個英文名字，只是一種必要而已。

西方管理文化寄生台企業中形成特殊傳統　老闆有個英文名字 夥計能沒有嗎？然後呢？然後傳統就形成了！老闆有個英文名字，夥計能沒有嗎？我警覺到這個現象的普遍性，是有一次有個朋友問我：「陳某某是否在你公司服務？」，我聽了茫茫然，這位朋友很肯定，描述又描述，我才恍然大悟：「喔！你是說Bill陳！」。很悲哀的，我每天跟他一起工作，叫慣了英文名字，根本忘掉他的中文名字了。演變到今天，製造業間員工互相以英文名字稱呼，似乎反而是正統主流了，它讓西方人以名字互叫來拉近人與人之距離的企業文化，得以減少尷尬的在台灣製造業寄生。我叫我老闆"Raymond"覺得很自然又親切，但一旦用中文稱呼他，就很自然的叫“董事長”。

那種尊敬是文化的必然，而產生的距離也是無可迴避的。製造業廣用英文名字，是否代表一種管理的需求（拉近員工距離）無法適切的用中文呈現，而必要的轉移呢？就好像熱戀中的男女不好說“我愛你”，只好用“I love you”來代替以減少尷尬呢？

另一個可能是方便老闆，今天製造業很多優秀人才都是外商公司訓練出來的，可以追溯的譜系有RCA、飛利浦、德儀、GE等等，老闆是洋人，要他記住這麼多繞口的中文名字談何容易。於是乎，每個人都取了個英文名字，等老闆搬走了，這個傳統業已根深蒂固的流傳下來了。

無意鼓勵義和團式的魯莽　但仍掩不住深藏心中的買辦悲哀

但是不管那一種原因，都是一種弱勢姿態，我無意鼓勵義和團式的魯莽，但製造業瀰漫一種弱勢心態卻是事實。過去和現在，仍有許多國外客戶及其品管採購人員，來到台灣就擺出一付予取予求的姿態，合理不合理，我們大都以配合求全的方式回應，但要在做到生意與維持自尊之間求得一個合宜的平衡並不容易。為了現實，我們都大抵都妥協了。

我記得有一次為了一個原則問題，我與歐洲某大手機廠的高階主管相持不下，原因是我無法接受對方的無理要求，於是約好在他過境中正機場時見個面，期能透過當面商談來化解歧見。那個早晨，經過1個小時的討論，我們達到一定的結論之後，這位主管忽然狗尾續貂頗有所感的對我說：「David，we are learning how to be humble」。

這句話，我一直記到今天，它適度的填補我內心的義和團飢渴，但同時也提醒了我做為"David"的一種買辦階級的諷刺。

買主國強勢主動　台灣弱勢被動
英文名字的關聯不易言說　擺脫桎梏才能真正轉型

那麼，為什麼日本、韓國、歐洲、印度、甚至非洲的人都不特別傾向取個外國名字以混跡商場，而台灣與香港的業者就必須如此呢？這種迎合客戶的弱勢姿態，是否也正好是台灣主流製造業與買主國主流產業的差異呢？台灣主流製造業基本上是弱勢被動的，而買主國的主流產業是強勢主動的。這種差異，早幾十年也存在於日本、韓國和買主國之間，但日本早已擺脫這個桎梏。值得警惕的是，近幾年韓國與大陸也已漸漸走出這弱勢被動的牢籠，而剛好這3個國家的業者都鮮有用英文名字者。我個人認為，這中間有一種不易言說的關聯性，哪一天台灣製造業者漸漸少用英文名字時，可能就是台灣製造業者漸漸變成強勢主動的時候。或許，那就是台灣產業真正轉型的時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