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聯合報╱張作錦】

──台灣當前社會不利「公共知識分子」存活
 
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這是《論語‧憲問》記載孔子的話。青年人初讀此句，不免望文生義，覺得古人何其自私，讀書求學只為一己之利祿；今人則精神崇高，追求知識的目的在服務他人。
 
但照後人的解釋，孔子的原意是說，古人追求學問在進德修業，增益自我；今人則是以學問作為裝飾品，向他人炫耀。
 
孔子居春秋之世，當時周雖衰危，但未滅亡，前面的信史年代，只有商朝。而孔子就感嘆「今之學者」為己，不免教人懷疑，「學風」真敗壞得這麼快嗎？再說，孔子自己雖非「古之學者」，但周遊列國，力求經世致用之道。迨退而設帳講學，亦在謀以道德文化救世。如果他做得到，為什麼別人不行？
 
這樣的「矛盾」，早有人為之「統一」過。《顏氏家訓‧勉學篇》有一段文字說：
 
「古之學者為己，以補不足也；今之學者為人，但能說之也。」為人，是表現給別人看的，自己只會說說空話，不能篤行踐履。
 
《家訓》又說：「古之學者為人，行道以利世也；今之學者為己，修身以求進也。」可見，讀書既可為己，也可為人，絕非必然對立，不能調和。何況「修身以求進」的為己，自亦對社會人群有正面影響。
 
談到求學應為己還是為人，這就教人想起西方「公共知識分子」這個詞。西方所謂「公共知識分子」，是指某些學者，各有不同的專業訓練，但是他們關心社會，常對專業以外的一般性問題發表意見。這就很像《顏氏家訓》中所界定的「行道以利世」的那種讀書人。
 
社會需要「公共知識分子」。因為他們學有專精，思考周密，視野寬廣，可為各種社會問題提出解決、救濟的答案。而且他們先天下之憂而憂，有使命感，有民胞物與的情懷，因而勇於發言，不計個人得失。
 
但是在台灣，大家慢慢發現，公共知識分子愈來愈沉默，愈來愈往書齋裡躲，改革社會的熱情也似乎愈來愈淡了。
 
先是，媒體「求才若渴」，一有問題就請教學者。不論這些問題與學者的專長是否相關，他們是否真懂，一律要「聽取高見」。有些人是樂於發言，有些人則是被人情或時勢所迫而發言。當言不及義、言而不中，久而久之，公共知識分子在大眾心目中不免貶值。
 
這還是小事，重要的是台灣這個社會，政治扭曲了一切，討論公共問題，知識可以被漠視，常識可以被迴避，唯一重要的是意識。在有些人的心目中，意識即真理。意識形態相同者結黨以伐異。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僅群而不黨，有時連群也結不起來。有潔癖的人不願同流，悄然引退。那些知其不可為而賈勇為之的人，果然受辱挨鬥，直到心死而後已。
 
說話聲音大的未必有理，口出粗話也未必有理。社會沒有公道，自然無法樹立正道，這是台灣的隱憂。公共知識分子雖尚未絕跡，但這個群落已屬稀有動物。社會不珍惜他們，公眾不保護他們，有可能被徹底獵殺。
 
學者應「為人」還是「為己」？在台灣當下的環境裡，怎麼說得清楚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