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代人在親密關係上的挑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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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12-02 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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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評 1 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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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女性在親密關係上的挑戰
如果人生以不惜代價賺錢為目的,或許台灣女性該考慮的是成立公司,而非組成家庭。
公司天生以賺錢為目的,工作越久,越有利公司賺錢,不需介意員工只是把公司當成每天睡覺的場所,其他時間都在外賺錢。
公司越大越好,只要能賺錢買更大更氣派的房子,買最新的設備,員工過勞、健康敗壞都無所謂,反正員工可以替換。
親密關係則需要時間去維護。
當台灣成為全世界工時第三長的國家,女性比男性更疲勞,80%的女性每天生活在疲勞中,因為身體疲倦而感到情緒低落的女性也高達79.7%。或許,我們該想想,即便台灣成為全世界工時最長的國家,現況就能有所改善嗎?就能獲得我們所想要的生活嗎?
如果不能,我們是否該思考一下,到底現況出了什麼問題?有沒有跳脫現在框框的解決之道?而不是持續地惡性循環下去。
英國頂尖的經濟學家Richard Layard所寫的好書《快樂經濟學》,在書中提到了許多值得深思的研究與觀察,節錄部分如下:
居家的時候,大部分人會選擇和朋友或鄰居大致相同,或是更好的生活方式。如果朋友開始舉辦更精緻的派對,我們會覺得自己也應該如此。同樣地,如果他們換更大的房子或車子,我們也會想要跟進。
同樣地,在工作上我會與同事比較薪水,只要我有機會知道的話。如果他們加薪幅度高過通貨膨脹率,而我只有通貨膨脹的時候,我就會生氣。
因為收入並不只是買東西的工具,我們還會拿自己的收入做其他人比較,把它當作衡量自我價值的方式,而且還會把它當作自評的方式。我們可能跟同事比較收入,也會和其他行業的人比較,就算我們不知道他們確切的收入,也看得出來他們如何過活。很明顯的,我們關心自己的收入與他人收入的關聯,也極在意收入的等級。
在比較薪水時,人們通常選擇的對象是那些和自己較為親近的人。
在家庭中則發現,配偶的收入比自己高者,通常較不滿意自己的工作。在女人之間,如果你姊妹的先生比你自己的先生賺得多,那麼你出去工作的機率也比較高。換句話說,一般人關心的是他們的相對所得,而不是所得的絕對等級,他們想與鄰人維持同樣的水準,更可能是想超過他們。
女人的薪資與工作機會已經進步到不亞於男性的程度,但是她們的快樂卻沒有增加。確實,美國女性的快樂程度與男性相較已呈現下跌趨勢。也許是因為現在的女性不像從前,會更直接與男性比較,因此會比從前更在意兩性之間依然存在的差距。
大部分的人並不會比較自己的休閒生活,但是卻會比較收入,而且這種比較是自我挫敗的。因此,人們的確有為了增加收入而犧牲太多休閒時間的傾向。
快樂的一個秘訣,就是不要想去跟比你成功的人比較:永遠向下比較,而不是向上。(《快樂經濟學》,第4章)
1950年,有20%的美國婦女出外工作。現在已經超過70%。類似但較不戲劇性的變化也發生在歐洲。這是一種革命。但原因是什麼呢?
在1870年代,芝加哥出生的孩童有一半在五歲以前死亡。每個媽媽必須生十個小孩,才能確保有兩個人可以活到成年。所以大部分母親幾乎不可能出外工作。但是當科技改善了生活水準,也提升了醫療照護,孩童的死亡率就急遽下降。結果,女人生育的數量自然愈來愈少。同時,在過去一個世紀中,女人的壽命也延長了,從50歲提高到80歲。因此,女人的地位完全改觀:曾經必須花大半輩子生養小孩,現在只生一、兩個,且有更長的生命可以期待。
此外,因為有了節省人力的科技,家事也變得更為容易。
因此,女性出外工作的可能性提高了。另外,勞動給薪的世界也變得令人嚮往。生產力的成長實際上也使女人的薪資穩定提高——從1970年代起,女性薪水攀升的速度已經大於男性,因為機器已取代對男性體力的需求。愈來愈多的母親因此開始工作。
這為家庭帶來很深的影響。第一,家庭中的角色改變了,勞動範圍的區分不再依照舊有的方式:由男人賺錢,女人持家及照顧家人。妻子現在同時是受薪的勞工,也是家庭工作者。這在很多方面都意味著解放。不過由於大部分女人還是繼續負擔家中較多的家事和養育工作,因而這個改變也帶來更多的壓力。同時,男人覺得他們得到妻子的關注比以前還少。對於雙方來說,發生不滿的潛在可能性都增大了。
夫妻之間更容易發生離異的情形。在必要時,女性現在已較能考慮結束婚姻,因為她們賺的錢比以前多。即使不工作,也可以從政府取得較多的補助。如此便能減少女性必須為了經濟壓力而持續一段不愉快的婚姻,同樣地,也能減輕男性必須維持婚姻的道德壓力。
還有一項技術革命也同樣重要:生育控制。1960年代引進的藥丸,將性與生育的可能分開。之後,墮胎合法化使懷孕脫離了生小孩的必然性。這種新的安全性受到大眾文化潮流的支持,導致後來的性革命,讓婚前性行為變得廣為人所接受。而在一對情侶結婚後,這些科技發展也使得婚外關係變得安全許多。同樣地,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場合遇到對象的機會也增多了。
因此,女性因為謀生機會增加,使得離婚不再意味著經濟陷入困境。隨之而來出現的是婚姻中的新危機。此外,人們的態度也改變了。在1960年代早期,美國有一半的女性覺得「如果家庭中有小孩,那麼即使父母相處不來也要維持關係」。但是到了1977年,持同樣看法的人不到四分之一。
愈來愈多人想要離婚,同時,法律程序也變得容易了。
當離婚變得更容易之後,你可能會期待繼續維持的婚姻會比較快樂——如同你不計入最糟的分數之後,平均分數會提高一樣。但是很不巧的,事實並不如此。在美國,如下面圖表所示,男性和女性對於婚姻的滿意度都降低了;在英國也是一樣。
已婚者認為自己的婚姻「非常快樂」的百分比(美國)
年份 男人 女人
1973~75 70 67
1996~98 64 62
這就是科技改變兩性之間關係的情況。現代女性與他們的先生具同樣的教育程度,也同樣擁有運用腦力的需求。許多家庭的根本問題只是:沒有時間。在美國,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每週共進晚餐的次數少於四天;只有28%的家庭每天一起用餐。相較於英國,這個比例是38%。(《快樂經濟學》,第6章)
如果在美國,如此的家庭共進晚餐比例,夫妻認為婚姻非常快樂的百分比只能接近及格邊緣,我不知道,也不敢想像,離婚率逐年升高的台灣,夫妻認為婚姻非常快樂的百分比還剩下多少?
如果人生以不惜代價賺錢為目的,或許台灣女性該考慮的是成立公司,而非組成家庭。
公司天生以賺錢為目的,工作越久,越有利公司賺錢,不需介意員工只是把公司當成每天睡覺的場所,其他時間都在外賺錢。
公司越大越好,只要能賺錢買更大更氣派的房子,買最新的設備,員工過勞、健康敗壞都無所謂,反正員工可以替換。
親密關係則需要時間去維護。
當台灣成為全世界工時第三長的國家,女性比男性更疲勞,80%的女性每天生活在疲勞中,因為身體疲倦而感到情緒低落的女性也高達79.7%。或許,我們該想想,即便台灣成為全世界工時最長的國家,現況就能有所改善嗎?就能獲得我們所想要的生活嗎?
如果不能,我們是否該思考一下,到底現況出了什麼問題?有沒有跳脫現在框框的解決之道?而不是持續地惡性循環下去。
英國頂尖的經濟學家Richard Layard所寫的好書《快樂經濟學》,在書中提到了許多值得深思的研究與觀察,節錄部分如下:
居家的時候,大部分人會選擇和朋友或鄰居大致相同,或是更好的生活方式。如果朋友開始舉辦更精緻的派對,我們會覺得自己也應該如此。同樣地,如果他們換更大的房子或車子,我們也會想要跟進。
同樣地,在工作上我會與同事比較薪水,只要我有機會知道的話。如果他們加薪幅度高過通貨膨脹率,而我只有通貨膨脹的時候,我就會生氣。
因為收入並不只是買東西的工具,我們還會拿自己的收入做其他人比較,把它當作衡量自我價值的方式,而且還會把它當作自評的方式。我們可能跟同事比較收入,也會和其他行業的人比較,就算我們不知道他們確切的收入,也看得出來他們如何過活。很明顯的,我們關心自己的收入與他人收入的關聯,也極在意收入的等級。
在比較薪水時,人們通常選擇的對象是那些和自己較為親近的人。
在家庭中則發現,配偶的收入比自己高者,通常較不滿意自己的工作。在女人之間,如果你姊妹的先生比你自己的先生賺得多,那麼你出去工作的機率也比較高。換句話說,一般人關心的是他們的相對所得,而不是所得的絕對等級,他們想與鄰人維持同樣的水準,更可能是想超過他們。
女人的薪資與工作機會已經進步到不亞於男性的程度,但是她們的快樂卻沒有增加。確實,美國女性的快樂程度與男性相較已呈現下跌趨勢。也許是因為現在的女性不像從前,會更直接與男性比較,因此會比從前更在意兩性之間依然存在的差距。
大部分的人並不會比較自己的休閒生活,但是卻會比較收入,而且這種比較是自我挫敗的。因此,人們的確有為了增加收入而犧牲太多休閒時間的傾向。
快樂的一個秘訣,就是不要想去跟比你成功的人比較:永遠向下比較,而不是向上。(《快樂經濟學》,第4章)
1950年,有20%的美國婦女出外工作。現在已經超過70%。類似但較不戲劇性的變化也發生在歐洲。這是一種革命。但原因是什麼呢?
在1870年代,芝加哥出生的孩童有一半在五歲以前死亡。每個媽媽必須生十個小孩,才能確保有兩個人可以活到成年。所以大部分母親幾乎不可能出外工作。但是當科技改善了生活水準,也提升了醫療照護,孩童的死亡率就急遽下降。結果,女人生育的數量自然愈來愈少。同時,在過去一個世紀中,女人的壽命也延長了,從50歲提高到80歲。因此,女人的地位完全改觀:曾經必須花大半輩子生養小孩,現在只生一、兩個,且有更長的生命可以期待。
此外,因為有了節省人力的科技,家事也變得更為容易。
因此,女性出外工作的可能性提高了。另外,勞動給薪的世界也變得令人嚮往。生產力的成長實際上也使女人的薪資穩定提高——從1970年代起,女性薪水攀升的速度已經大於男性,因為機器已取代對男性體力的需求。愈來愈多的母親因此開始工作。
這為家庭帶來很深的影響。第一,家庭中的角色改變了,勞動範圍的區分不再依照舊有的方式:由男人賺錢,女人持家及照顧家人。妻子現在同時是受薪的勞工,也是家庭工作者。這在很多方面都意味著解放。不過由於大部分女人還是繼續負擔家中較多的家事和養育工作,因而這個改變也帶來更多的壓力。同時,男人覺得他們得到妻子的關注比以前還少。對於雙方來說,發生不滿的潛在可能性都增大了。
夫妻之間更容易發生離異的情形。在必要時,女性現在已較能考慮結束婚姻,因為她們賺的錢比以前多。即使不工作,也可以從政府取得較多的補助。如此便能減少女性必須為了經濟壓力而持續一段不愉快的婚姻,同樣地,也能減輕男性必須維持婚姻的道德壓力。
還有一項技術革命也同樣重要:生育控制。1960年代引進的藥丸,將性與生育的可能分開。之後,墮胎合法化使懷孕脫離了生小孩的必然性。這種新的安全性受到大眾文化潮流的支持,導致後來的性革命,讓婚前性行為變得廣為人所接受。而在一對情侶結婚後,這些科技發展也使得婚外關係變得安全許多。同樣地,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場合遇到對象的機會也增多了。
因此,女性因為謀生機會增加,使得離婚不再意味著經濟陷入困境。隨之而來出現的是婚姻中的新危機。此外,人們的態度也改變了。在1960年代早期,美國有一半的女性覺得「如果家庭中有小孩,那麼即使父母相處不來也要維持關係」。但是到了1977年,持同樣看法的人不到四分之一。
愈來愈多人想要離婚,同時,法律程序也變得容易了。
當離婚變得更容易之後,你可能會期待繼續維持的婚姻會比較快樂——如同你不計入最糟的分數之後,平均分數會提高一樣。但是很不巧的,事實並不如此。在美國,如下面圖表所示,男性和女性對於婚姻的滿意度都降低了;在英國也是一樣。
已婚者認為自己的婚姻「非常快樂」的百分比(美國)
年份 男人 女人
1973~75 70 67
1996~98 64 62
這就是科技改變兩性之間關係的情況。現代女性與他們的先生具同樣的教育程度,也同樣擁有運用腦力的需求。許多家庭的根本問題只是:沒有時間。在美國,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每週共進晚餐的次數少於四天;只有28%的家庭每天一起用餐。相較於英國,這個比例是38%。(《快樂經濟學》,第6章)
如果在美國,如此的家庭共進晚餐比例,夫妻認為婚姻非常快樂的百分比只能接近及格邊緣,我不知道,也不敢想像,離婚率逐年升高的台灣,夫妻認為婚姻非常快樂的百分比還剩下多少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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